於斯—從「荒野之境」重看馮永基的現代水墨歸路

白適銘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

    對於何謂香港這塊土地，內在者與外來者的不同觀點，將如何成為定義兩端的槓桿，產生微妙平衡，而不致向一方極度傾斜？協商與跨越，可謂最大的決定性因素。殖民的歷史迴圈，對這個陸塊邊陲的島嶼來說，並非只是一種政治、社會或文化經驗的不斷轉譯與更新，更反映「凝視」與「被凝視」權力關係的複合結構，自始至終，皆須在彼此共存共在的框架下，始能完整陳述。

    然而，基於此種結構必然存在的多重性與模糊性，所謂對於該地土地的定義，不論是屬人主義或屬地主義，主從難分的現狀將不可避免地一再陷入槓桿失衡，進而產生主體認同的危機與匱乏，以及難以聚焦對位的困境。「重返」香港，作為脫殖民或反近代霸權宰制的一種回歸行動，亦即重新以內在者的身份界定自我，始能脫離「他者」身份，同時以「自身之名」建構其主體價值。

    所謂「重返」，亦可說是一種重新發現、撿拾、選擇、去除、重組到回歸、安置的複雜歷程。其間，宛若一種歸零狀態，在標準及尺度的調適收放之間，尋找全新的平衡與關係，藉以再次訂定座標、界定你我。此種過程，亦即以一種重新啟動的方式，再次將彼此「安置於斯」，在已然重構的權力脈絡、人際系譜中照見差異，跨越彼此，並藉此回歸「荒野之境」。

    事實上，此種「荒野之境」的重返，正如拓荒者尋找或建立棲息地的目的一般，適存性與相對應的景觀環境、物質條件等息息相關。不論是叢林、草原或沙漠，這些地方成為安置/庇護之地的原因，不純然來自景觀審美上的需求，更有生物學上的基礎；同時，在尋獲或重返原始棲息地的過程中，「此處」(hereness)與「彼端」(thereness)之間，具有通道藉以連結彼此並離開外部紛擾，從「安全及力量的位置上」重新對土地、居所或景觀進行支配。(Thomas G. Cullen, Townscape, 1961)對於地方或景觀的再支配，與脫離「被他者化」的過往身份、地方意義「自名化」的需求，以及重構土地經驗、意義具有因果關係。

    從此種角度來看香港，容易理解其土地認同或主體建構是如何複雜及難解的問題。馮永基，兼具建築師與水墨藝術家的雙重身份，早已夙負盛名，然而，此種得知不易的個人成就，卻可以說是香港自身的一種縮影—從海隅蕞爾荒島到國際貿易之都的奇異變幻—在實用與夢想的兩極中幾經波折，輾轉摸索而來。幼年時家庭的貧苦無依、青年時對前程未來的忐忑不安、節衣縮食的留美經驗、苦盡甘來的學位取得、返抵香港的職業人生、二度赴美的巧遇大師……，種種看似不可能的人生經歷，都戲劇性地接連發生。

    對他來說，長年寄人籬下、行色倥傯的不安與生命起伏，尤其在自美學成返港之後，重新踏在這塊土地上的現實，促使其對看待或建置一個「家」的慾望，顯得急迫而必要。由於建築專業之故，在私人公司經手多起公共建築或名人大宅的設計，目睹名流富豪的粗言穢語，經歷政府官門的受辱為難，曾自言：「與我的性格不太調和」。(馮永基，《誰把爛泥扶上壁》，2016)在繁重紛雜的建築設計實務上，甚至建立自身的職業信念—追求「還原真我」的建材使用、營造空間單位的和諧美感，以及形塑代表性建築的永恆標記。

    維持三十餘年的建築設計經歷，基於「看不過眼」的職業正義以及「改善香港公共設計」的社會責任，由私企到官署的現場拚搏，雖然完成諸多可謂香港、中國大陸兩地「新地標」的紀念碑式的名作，如柴灣體育館、上海啟華大廈、大會堂、建築署、西貢海濱公園或退休前生涯代表作香港濕地公園等，獲得如潮佳評，甚或成為這一代港人的居住/城市記憶，然而，他卻以從「爛泥」到「扶上壁」的自我解嘲方式來加以看待，除反映其橫跨建築、藝術兩界的真實人生寫照外，甚至藉此做為關懷、回饋香港社會的金玉良言。

    香港或香港人的國際經驗，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更成為亞洲華人走向世界、拓寬視野的重要標竿，然而，不斷加速的社會節奏與川流不息的人流物流，造成價值觀的無法凝聚等等，卻更容易突顯殖民歷史中難以解決的土地認同或主體建構問題的困境。作為站在第一線、營造香港現代都會面容的建築家，馮永基重返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考古行動，才正要開始。

    在以「你所不知道的……香港」為題的自傳式/導覽式出版品的扉頁文字中，反映多數港人「無歷史感」的共同潛在危機，他提到：

近年，香港人的旅行地點已遍及全球，好像「什麼偏遠地方也難不倒我」似的！反之，對所生所長的地方卻不太認識，甚至不感興趣。……是啊！我們的確愈飛愈遠，但視野是否愈遠愈廣？還是仍停留在大驚小怪、吃喝玩樂？(出處同上)

使用「你所不知道的」的用語看似諷刺、矛盾而魅惑，卻更為精準而傳神地指出問題所在。紙醉金迷、光怪陸離的城市榮景，似乎是由一種帶有殖民輪迴的跨國資本主義打造而成海市蜃樓，認識世界卻對本地陌生、無視，即是其現狀。

    此外，去殖民化帶來的結果，自六○年代以來迄於回歸之後，港府前仆後繼大量拆除或遷建如尖沙咀火車站、渣甸洋行、郵政總局、亞歷山大行、天星碼頭、皇后碼頭等傳統地標，代之而起的是看似文明摩登卻與當地了無關聯的現代建築，即變成為「匯聚世紀名家的現代建築博物館」，香港的城市形象，已然重新淪為由西方泛現代主義或國家資本掌控下的再殖民新大陸。

    市民的反對雖於事無補，然而「建築保育」的集體意識卻有所提升。從這些訴諸行政暴力的拆毀事件中，突顯城市記憶中建構包容、共存與多元認同的必要性與急迫性，然而，政治意識形態卻成為拆散彼處與彼端的最大阻力，由於缺乏連結時空往來的通道，造成土地、居所或景觀重新安置力量的匱乏，一再失去整理、探索、建構系譜的機會，而這就是馮永基藉由系統性導覽所欲發掘的一部隱形而殘缺的「香港城市史」。

    與從建築或城市踏查進行動態探索的方式不同，水墨山水的美學價值，一直根植於其文化人格之中，並進而內化成為這個城市重返「荒野之境」原點的無聲途徑。然而，馮永基水墨繪畫的養成背景，同樣具有混雜而缺乏本地文本的問題，六○年代源自廣州黃君璧弟子葉哲豪的啟蒙、與呂壽琨抽象水墨的擦身而過、七○年代來自嶺南畫派何百里的短期薰習、返港後受到楊善深的筆法吸引、其後學習呂派門生徐子雄的現代觀念、杭州及北京的短期進修，在追求水墨藝術的半世紀中，由戰前遺風、西方風潮、地域畫派、戰後主流等所累績的軸向，反映此種在中央與邊緣兩端中迂迴曲折的歷程，其中，香港本地的位置毋寧該說是模糊而失焦的。

    這些學習背景看似天經地義，然而，卻同時暴露香港這種陸塊邊緣地帶「無地方性」或身份匱乏的嚴重問題，不過，近年來隨著歷史建築的逐一拆毀、城市記憶的不斷消逝，馮永基「希望下一代重新認識香港」的文化警覺，逐漸開啟其對這片土地的重新探索，成為重返「何謂香港」的起點。這種過程，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脫離「被他者化」或「自我他者化」的身份不明狀態，同時以「自身之名」建構主體價值的回歸之路。

    在建築巡禮或城市踏查之外，看似無關緊要的水墨/彩墨山水創作，同樣逐漸走向再思、重構地方性/主體性意義的旅程。他說：

山水畫在我心中，不只是風景地貌的描繪，也不是遊歷各國的記錄；山水於我，盛載著畫家對於生長於斯的一份情懷，一份歸屬。(馮永基，〈告別建築 重拾筆觸〉，2017)

山水並非表面的地貌描繪或遊歷記錄，「於斯」一詞，更反映「情懷」、「歸屬」的來源—對土地的深厚認同，成為近年來，尤其是回歸之後的心境轉變。

    在創作過程中，馮永基特別喜愛以半抽象或類抽象的媒材形式，「勾畫香港的郊野，畫中雖無人無物，卻不乏大自然的感動」；同時，「刻意借景來構建空間，借空間來幻境那無法還原的孤島群山」。極其耐人尋味之處，在於透過「郊野」這個立人驚奇的概念，來重構香港已然失去的自然空間，更言之，這些水墨/彩墨山水，之所以不附加任何人、物或景的理由，目的在藉此「重返」、回歸香港最原始無害的地理面貌，亦即一處處彷若「荒野之境」般的「孤島群山」。

    去除人類文明遺跡的舉動，在意義上，形同將這座島上不同時期盤根錯節的殖民傷痕加以還原、歸零、去除，呈現其「自然」、原初狀態，重新以一位香港住民/內在者的角度，建構土地認同及身份意識，跨越過往束縛於西方、中國雙重國族框架的限制。在其筆下，透過「郊野」的地理形貌而被還原、歸零後的香港，以一種靜寂、遼闊且帶有詩意畫境的形式，重新以「自身之名」的方式，對抗混雜、擁擠、紛擾且難以辨識的自身面容，去除曾經「被他者化」或「自我他者化」的模糊，藉此建構此地本有及應有狀態的「地方性」。

    作為一位建築設計師，馮永基的諸多建築個案，雖然與眾多外來建築家一樣，一再以「加法」透過現代形式為這塊土地妝點姿容，形塑其世紀城市標誌，具有個人里程碑式的意義，然只能說是浩瀚銀河中的一點明星。水墨/彩墨山水則不然，而是以「減法」的方式重新歸還、考掘逝去或殘存中的些許自我，試圖為這座「無法還原」的「孤島群山」，以大地建築師的身份，重建現實「幻境」。

    可能基於許多建築設計上的實際手法慣性，馮永基經常以狹長畫面配上連拚的形式，組構一幅得以無限擴展的山水「幻境」。不論是山是水、非山非水，這些被一一還原、歸零的畫面，宛若本地無法算計的高聳建築不斷朝向天際線擴張發展的幾何窗景所見到的城市形貌，狹長、垂直、均整卻又分割而破碎。這種將實景與幻境、過往與現今、自我與他者、單一與重覆、壓迫與跳躍、框內與框外等各種二元對立元素加以錯置的手法，像是一種超現實的場景設計，目的在於「追求束縛與釋放兩者之間的互動與張力」，反映實存狀態中各種力量的交錯與對話。

    其中，水墨/彩墨的物質特性，容易形塑靈動、穿透及介於有形無形之間的閒適狀態，化解現實中的所有壓力；而刻意鋪陳的「留白」，除具有構圖平衡上的考量外，模擬建築中的「中庭」，製造自由、無限及獨白般的私密空間，更得以藉此產生「心靈所依」的效果。為這座過度擠壓、開發與變形的孤島群山，留下得以吞吐呼吸、再生循環的清靜角落，再造一處宛若荒野般超現實、脫宰制且得以終老於斯的理想幻境，將自己的人生、香港的歷史命運，以一種「撿拾回來」、重新召喚的方式，再現世人眼前。

    這段歷程，可以說是馮永基藉由建築設計與山水畫作等不同媒介及形式，在加與減的程式運算中，創造連結「此處」(現實)與「彼端」(超現實)之間的個別通道，為這塊土地重新築基、賦形並建立心靈歸依安居地的重返性計畫；同時，亦是在面對這部隱形、模糊而殘缺不全的「香港城市史」的問題下，再造地方意義與主體價值的視覺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