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藝外》2014年2月號第53期

文∣孫曉彤　攝影∣李遊

金色的陽光均勻地覆蓋著，眼前所見的一切都明媚而鮮豔，風在空氣裡擾動擴散著來自泥土和大量植物的原始氣味，暖洋洋的顏色和溫度使你自在而舒適地瞇起雙眼同時延展四肢，從模糊了輪廓的視野裡，你開始感覺到周身環境的一切—有的具體而有的曖昧，有些則是從數百年或是更久之前即橫亙在此，活潑的思維和聲響正在跳躍閃現，熟悉而敦厚的信念則沉默而凝重地維穩在時空江河的永恆彼岸。而你正佇立於此，觀察著不斷蔓生流轉的大千世界，際遇或許曾經把你帶往想像邊界之外的遠方，然而潺潺的自然迴游終究將牽引你回到生命的原鄉。

在這裡，眼前是一片青蔥翠綠的田園景致，碩大的菸葉鋪展在家門前的遼闊原野表面，綠色的植被開闊了平坦的土地，視線一路延伸到遠方小巧如積木般的鄉間屋舍，人煙稀少而土地廣袤，台灣鄉間的典型風情和田野氛圍就此展現，這裡是高雄美濃，六年多之前，原本就在高雄出生和長大的盧明德，決定買下這塊一千多坪的農地，開始在這裡動手構築起屬於自己的天地—就和他近年來的平面繪畫一樣，由點而線、由線而面，以一種極其個人的程序和儀式，一點一滴地完成其中的布局和細節，在看似漫遊而隨興的製作過程中，峰迴路轉卻又終究實踐了自己最基本的願望和初衷。「我一直想要住在水邊，」盧明德指著自家後院的池塘說道：「但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地方，索性我就自己挖了一個。」在這位藝壇大老一向看似嚴峻的臉龐上，隱約浮現了帶著點驕傲的得意神采，就像是歷史劇裡的鄉紳或地方首長一樣，背著雙手，一邊踱步、一邊依序向我介紹他庭園中的設施與景點：這裡是「蓮池塘」、那裡有「春秋閣」、這邊還有「半屏山」⋯⋯，「之前一直在爭論『釣魚台』到底是那一國的，我乾脆在家裡也弄了一個，所以說，『釣魚台』是我的。」盧明德指著池塘邊一個延伸出去的小看台向我解說道：「我經常就在坐在這裡釣魚看風景，我的池塘裡可是有很多魚的⋯⋯」，池塘旁棲息的鵝群也在此時發出咕嘎咕嘎的叫聲，驚擾了另一側的兩隻黑狗，汪汪地報告著看守範圍內的動靜，身為主人的盧明德彷彿早已習以為常，繼續提高嗓門款待著遠道而來的訪客。

1980年代，盧明德從日本把複合媒材的概念引進台灣，後來又成為台灣新媒體藝術和跨領域創作概念的主力推手，如今年過耳順的他雖然在創作上反璞歸真，回到單純繪畫的實踐上，然而骨子裡喜歡嘗試新鮮媒材的創意和行動力顯然絲毫未減—對盧明德而言，這個位於美濃的新居所就是他展現創造力的絕佳所在—可觀、可遊、可居之外還要實用有趣，這是他最溫馨的堡壘，同時是他最自由前衛的創作場域。

雖然從小就熱愛美術，但細數盧明德的家族背景，發現出生於1950年的他其實來自於一個看似和藝術並不相關的政治世家。「我們家裡一共七個孩子，我的大哥從事化工行業，二哥是外交官，其他的兄姐也大多從事銀行、政治或建築業。」盧明德說自己和最小的姊姊，與前面的兄姐相差了十幾二十歲，自己的年齡幾乎和大姐的孩子相仿，因而即便到了今天，他在兄姐的眼中仍然是永遠的小弟。「大概也因為我是老么，家裡的人也不太限制我，我大哥只要求我不要從事跟政治相關的事業，至於我要念美術或是創作，家裡幾乎都是支持的。」而論及父母，盧明德的敘述中似乎有些淡淡的距離感—母親是出自名門的大家閨秀，父親早年曾經擔任高雄的區長和市議員，據說當時夫妻倆結婚時的蜜月旅行就長達八年，足跡遍布日本東京和中國北京，而約莫也是因為在那個年代就有如此特殊的經歷，使得後來在1950年代台灣發生白色恐怖事件時，父親因此身陷囹圄，後來雖然獲得平反，但卻在盧明德尚且年幼的時候就出家遁入空門，因此關於父親的形象，始終是身為么子的盧明德記憶中一個模糊的地帶。「關於這些事情的前因後果和細節，其實我並不清楚，也並不好奇。」盧明德說道。與其去深究那些飄盪在歷史中不可考的往事，或許他更關心的是作為一個人切身所要面對的現實情狀，畢竟，生命的遭遇總是會將你推向更遠的未知，並且引領你去探索更出人意表的種種情狀。

原本立志要在大學時攻讀理工科系的盧明德，因為在中學時受到羅清雲老師的鼓勵，加上自己一直對於繪畫有很高的熱忱，他後來決定改念文組，順利考進了台北的師大美術系，正式展開他的藝術旅程；1974年畢業之後，盧明德先是在台南啟聰學校任教了一年，隨後又北上到實踐家專（今改制為實踐大學）美工科擔任助教四年；後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接受廖修平的建議決定負笈日本進修。盧明德笑說自己人生際遇的每一個階段都非常「順其自然」—在前往日本之前，他的日文僅有匆匆跑去補習兩個月的程度，然而語言的隔閡顯然並未給他帶來太多學習上的障礙，1981年他進入日本筑波大學的綜合造形研究所，首次接觸到在當時屬於前衛藝術形式的「綜合造型」，「『綜合造型』也就是『複合媒材』創作概念的前身，當時這幾乎是日本最新也相當備受關注的一種創作形式。到了日本接觸到這些思潮，我才恍然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唸過美術系：在台灣我所接受的學院教育裡，這個區塊幾乎完全沒有被觸碰到。」而這樣的衝擊，除了徹底改變了盧明德個人的創作理念外，也激發他要把這套理論架構引介回台灣的想法—為了將所學的知識系統化，盧明德刻意以「20世紀媒體藝術的演變」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雖然知道大題小作可能會是資料蒐集和彙整上的巨大挑戰，但是為了更為強烈的使命感，盧明德仍然一頭鑽進了相關的研究：「我一直覺得台灣並不輸人，所以回到台灣後我陸續提出了『複合媒材』和『跨領域』的概念其實也帶有要和日本競爭的意味。我相信藝術和知識是屬於全人類的，創作者要開闊自己的視野，接收各種多樣化的訊息；然而在創作時，還是終究要回到個人，忠於自己。」而這樣的想法，也成為他日後長達三十載的教學生涯中，不斷鼓勵後進的最高原則。

1985年學成返台，滿載新穎藝術思潮的盧明德，很快地收到當時甫創系不久的東海美術系系主任蔣勳的邀請，到當時學風開放的東海大學專任，而他著重啟發性與尊重個人特質的開放式教學方式，也影響了為數眾多的學生和後進，包括張蕙蘭、潘大謙、彭弘智、方偉文⋯⋯等幾乎是目前台灣藝壇上具有代表性的中堅輩甚至是年輕藝術家，都曾受教於他。另一方面，為了能夠和藝術風氣更為興盛的台北有著更緊密的連結，盧明德也成為1988年成立的「伊通公園」的固定班底之一，每週從中部北上和藝術家朋友們交換最新的藝術動態，除了交流之外，盧明德也希望藉此把最新的藝術訊息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傳達給學生，而如此穿梭在台中和台北的忙碌生活，直到1994年他受聘到高師大美術系、正式回到南台灣的高雄之後才告一段落。

「回到故鄉心情上比較安定，能夠更誠實的面對自己，走自己的路。」盧明德說道：「過去關於藝術形式上的追求是對於藝術史的研究，而非『我』的；如果說因為看到了別人的作品而感覺自己有所進步，對我而言那只是一種誤會—因為那終究是別人的藝術，而創作是要回歸個人和發現自己的。」專注於教學和對外連結，然而面對個人的創作，在那片空白的畫布或場域裡，盧明德就是純然的造物主，不假手他人並且一意孤行，遵循的卻是植物般自然蔓生延展的路徑，他說，這是一種「植物思維」。

「有句俗話說：『自然就是美』，那麼什麼叫做『自然』呢？」盧明德解釋道：「『美』是一直就存在的，只是透過藝術家的手被表現出來。在我近期的繪畫創作中，我援用了許多植物或圖騰的符碼，但我認為，那些圖像是符號而非內容。我真正要表達的是自然有機生長的過程。」因而在近期的繪畫中，當面對只有打好底色的空白畫布時，盧明德總是習慣從左上角開始，而這個習慣也符合身為右撇子的他在手握簽字筆描繪圖像時，最自然的創作態勢；值得一提的是，在他最近於台北名山藝術發表的個展「如果歷史由植物書寫」中，這些原本只出現在畫布上的圖像符碼，也隨著藝術家的現地製作而流溢到牆面上—那些蔓延而生的筆線和拼貼的圖像，不僅跨越了畫框的侷限和空間有了有緊密的連結，同時也創造了和平面繪畫的平行對話的、另外一層的現實空間，將這個系列的繪畫延展出更多元層次的閱讀可能。而如此以自然為本的概念，其實一直貫穿在盧明德的創作核心中，從1990年代初的「進化&啟示」、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的「飜案屋 」以及2005年的「潮間帶藝術偵測站」等系列中，都可以看見他對於自然符號的偏愛，而無論是複合材料、空間裝置、跨領域的實踐甚至是最為簡樸的平面繪畫，媒材的使用和符號的取樣儘管各自迥異，但藝術家所研究和關心的終究是自身在當代社會與環境中的生存現狀，而在那些看似扞格不入、調性極端的元素之間，衝撞出的卻是藝術家最深層的內在探索：破格中的和諧、破壞後的建立，在這些自發性的對話之間，演繹的終究是創作者關於世界的種種想像和回應。

六年前在高雄美濃買下的農地，現在在地面上已經蓋成了盧明德最喜歡待著的住家和工作場所，唯獨屋後的大片庭院仍然持續地保持在演化的過程中—池塘邊早已種上許多的樹木和可食可觀的各種作物，新居落成時朋友餽贈的公母各一的兩隻鵝，如今也浩浩蕩蕩成為了鵝群，盧明德先是把2011年製作的大件蛋型公共藝術〈曦〉擺放在庭院一角，後來又因為想在水邊鋪滿細石步道而找來挖土機和砂石車進行改造，轟隆隆的聲響讓他的院子彷彿在進行一個長遠的浩大工程，然而完成圖和竣工日期卻只有藝術家自己才知道—反正沒有交件或展覽開幕的壓力，這場創作可以就這樣自然而然地蔓延下去。

「等細砂石鋪完，我準備把我倉庫裡的動物群雕塑拿到池塘邊來擺陣。」盧明德一邊指揮挖土機的工作，一邊跟我解說他的未來願景：「這會是一個裝置作品呢。」他的眼神中充滿了熱切的神情，而我相信，就和他過去的創作和生命經歷一樣，位於美濃住家後方的這座庭院，會是盧明德一件別具意義而且可能是他最滿意的大型作品。